5月2日下午2時，七莘路上的閔行區(qū)婚姻登記大廳里人影寥寥，開單身證明的柜臺前只有兩三個人在排隊；二樓離婚服務區(qū)氣氛平靜，等候者沒有坐滿6張雙人沙發(fā)。

　　那塊寫著“樓市有風險，離婚需謹慎”的警示牌，更是沒了蹤影。1個多月前，這塊警示牌的照片，不但上了多家報紙的頭版，更是在網絡和微博熱傳，成為房產調控新“國五條”引發(fā)的離婚潮的有力佐證——也像是個小小的諷刺。

　　離婚潮遍及全國各大城市

　　新“國五條”引起的扎堆離婚現象，不獨發(fā)生在上海，而是遍及一線大城市。比如，北京3月6日離婚數高達1000余對，比平時多出一倍；天津市民凌晨三四點到婚姻登記外面排隊等著辦離婚手續(xù)；南京3月份登記離婚數4684對，是去年同期2.4倍。

　　略顯瘋狂的離婚潮，來得快，去得也快。“今年2月我們共辦理離婚244對，3月是574對，4月是358對。”閔行區(qū)民政局婚登科科長胡愛民手里的統(tǒng)計表，像個拋物線，3月份是頂峰。而隨著3月31日上海地方細則出臺，人們發(fā)現并不如坊間傳言或想象的那般嚴厲，恐慌、猜測和疑慮，迅速消除，4月離婚數很快恢復到往常水平。5月2日，上海市民政局提供給本報的數據也顯示這樣的軌跡：2月全市辦理離婚3277對，3月7080對，4月4364對。有報道說，寧波、合肥等地離婚潮也已悄然退去。

　　談起那塊引發(fā)熱議的警示牌，胡愛民說：“我們看到那么多人還沒弄清楚情況就扎堆來離婚，覺得有義務提醒他們，婚姻是神圣的，不要為了一些利益隨便離婚結婚。”當時，他們在大廳里設了8塊宣傳板，包括婚姻法宣傳、問題解答、資料提示等，但較終，只有“樓市有風險，離婚需謹慎”這塊，被媒體拍照后廣為傳播。

　　假離婚挑戰(zhàn)道德誠信底線

　　前段時間，有人調侃：“愛情誠可貴，婚姻價更高，若為避稅收，兩者皆可拋。”網上還出現改版的結婚誓詞：你愿意娶這個女人嗎？愛她、忠誠于她，即使你們因為購賣二手房而暫時離婚……

　　在閔行區(qū)婚姻登記提供離婚法律咨詢的上海新閔律師事務所律師唐蘊鋒告訴記者，來離婚的人，都不會說自己是為了避開新“國五條”有關差價按20%征稅和限購等規(guī)定而假離婚的。“但是，他們的離婚協議上，關于房產分割的約定比較奇怪：有的寫，房產全部歸一方所有，但如果要賣，須征得另一方同意；或者寫，房產全部歸一方所有，但如果這一方與他人再婚，則全部房產歸另一方。后來我明白了，這些夫妻是在用這種約定規(guī)避離婚的風險，很顯然，他們就是因為新‘國五條’而離婚的。”

　　上海政法學院女性研究主任陳曉敏指出，把婚姻和房子捆綁起來，婚姻變得功利化甚至工具化，并非頭次出現。早在福利分房時期，就有為了房子倉促結婚、離婚的情況。

　　這一次，離婚潮為何如此猛烈？復旦大學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主任謝百三教授透露：新“國五條”出來當天，我和復旦幾位老師立即研究了條文。我們得出一致結論：這一定會引發(fā)一浪高過一浪的假離婚潮。因為，稅太重，離婚對全家利益極大！我們算了一下：2001年復旦附近5000元/平方米的緊靠學校的小區(qū)，現在漲到4萬～5萬元/平方米；120平方米的房已賣500萬元了，減去當年50萬元(購房價)，差價450萬元，(20%就是)要交90萬元的稅。而假離婚，辦個手續(xù)算70元吧；再復婚，也算70元吧。要90萬元，還是要140元呢？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新“國五條”面前，每個人都會算一筆經濟賬：如果離婚能有效規(guī)避自己因房產調控政策造成的經濟損失，用一次假離婚作代價，也許是值得的?；橐龅募t線，已經不能承受房產之重。而且，我國婚姻法規(guī)定的婚姻自由，既指結婚自由，也包括離婚自由。再者，很多人也是無奈，但凡有其他更好的辦法，誰又愿意拿自己的婚姻家庭當兒戲？

　　只是，“生死契闊，與子成說，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是中國人對于婚姻較虔誠的態(tài)度。我們不愿看到的是，因為過于在乎利益，而一再降低道德、誠信的底線。

　　盼政策不“翻燒餅”更不折騰

　　各地婚姻登記的熱鬧，確切地說，是一些深層次問題的末端顯現。倘若我們的思考，僅僅停留在對婚姻的態(tài)度，把板子打在那些假離婚的市民身上，顯然說不過去。

　　人們只是相關政策的承受者，是不得已而為之——個體力量無法對抗調控政策，只能用投機方式來減少損失。更應該問的是，政策的“指揮棒”有沒有欠考慮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要“不折騰”，這話可否這樣理解，一是制定政策時，要一以貫之，不能自相矛盾，也不能常“翻燒餅”。還有就是，不要折騰政策的實施對象——老百姓，這也是以人為本。

　　較近一個典型事例，是今年年初的“闖黃燈禁令”。開始推出時，引來駕車者吐槽和不少媒體質疑，有關部門立即表示“暫緩執(zhí)行”，既沒有注意到更廣大的行人的支持意見，也因為“朝令夕改”損害了法規(guī)的嚴肅性與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各級政府部門在制定政策法規(guī)措施等之前，尤其是那些涉及很多人利益、社會關注度高的，要充分考慮其可能對道德觀念、社會秩序等產生的影響，少一點“關門立法”，多一些論證、聽證。出臺之后，留出一段觀察期，出現不良后果及時修正。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耀東分析天津市民半夜排隊辦離婚的現象時，就特別提出：任何一項政策推出后，政策制定者都應該勇于面對現實，懷有一種糾錯的勇氣。

　　政策有漏洞，所以才容易被人鉆空子。新“國五條”推出后引發(fā)的離婚潮再一次提醒：如果在制定政策時不注意傾聽多方面意見，或者制定的政策不注意細節(jié)設計，一旦出臺，難免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尷尬。

　　新華社的一篇評論說得好：“警示牌還應寫一條：離婚有風險，政策需謹慎。希望以后再有新政策出臺時，考慮得周全一些，不要再逼得人們‘婚’招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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