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在誤傳我在鼓勵“捂盤”，這大約是媒體的理解，其實我反對的是政府對“捂盤”的處理方式；社會上在誤傳我在鼓勵“漲價”，這大約也是媒體的理解，其實我是反對在已交納高額土地增值稅的價格上加價。

　　“捂盤”應該是市場經濟中調節(jié)供求關系與價格關系必然存在的一種方式。在產品盈虧平衡和獲取利潤化的誘因之下，當市場中價格過低時，產品供給者就會從盈虧和利潤追求的角度選擇庫存部分或全部產品，以等待價格在供求關系變化之下用減少供給來提高價格（假定需求不變）?！拔姹P”就是將商品庫存來減少市場供給量以提高價格的行為。但“捂盤”能夠提高價格的前提，其一是市場中的供給量能夠因個體或群體的“捂盤”而實現減少的目標、壟斷供給的源頭，其二是需求不能因供給的減少而發(fā)生量的減少這種變化。否則價格就不會因“捂盤”而波動。

　　“捂盤”一是為了不虧。如2007年底至2009年初市場進入低潮時，價格暴跌、消費下降、供過于求，許多公司不得不封盤。不“捂盤”按原價也賣不出去?！拔姹P”成了正面穩(wěn)定市場價格的作法。

　　“捂盤”而是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不排除暴利，用人為制造的物以稀為貴謀求暴利。像國家宣布漲價之前的商品囤積，解放初期的囤糧囤棉的“不法商人”等，會造成市場的惡化和社會的動蕩。

　　中國的特定政策環(huán)境與不同體制的監(jiān)管考核辦法都會對企業(yè)的行為造成影響，也會與為追求利潤無關的產生“捂盤”的動因。如上市公司調整年度或季度的銷售節(jié)奏，避免一年的銷售增長過高而次年無貨可銷的業(yè)績嚴重不平衡發(fā)展的困境；如國企按年度國有資產增值保值的考核讓一些企業(yè)管理者難以在某年業(yè)績大增之后保證年的增值保值率上升，也會為調節(jié)業(yè)績節(jié)奏而“捂盤”……

　　上海剛剛解放時，大量的“不法商人”囤積糧食、布造成市場的供應緊缺、物價上漲。陳云同志雖然無法用行政的手段去解決“捂盤”的囤積，但卻可以用增加供給的方式打破這種局面，并用就愛個的杠桿作用讓“不法商人”破產，較終解決和教訓了這種“捂盤”。這漂亮的一仗的歷史在六十年前就告訴我們，“捂盤”是市場經濟中的必然，也告訴我們解決“捂盤”不能用約談的方式，而應用增加供給的方式來解決。

　　當二手房的價格上漲時，請問政府是否能約談消費者讓他們不要“捂盤”？而實際二手房的房屋供給者一定會用“捂盤”的方式來尋找市場交易的合適機會和合適價格。

　　農民的糧食豐收了，但“谷賤傷農”次次都在豐收之后出現，因此農民為防止糧食價格的下跌一定會“捂盤”，除了現金流有問題的農民之外，是不會在低價時大量賣糧食的。當豬肉價格下跌時，農民就會殺豬、殺母豬，減少供給以讓價格回升。國家為了讓農民不殺豬、不殺母豬，就必須大量的收購豬肉，用豬肉儲存方式減少市場中的供給量，以穩(wěn)定價格、讓價格上漲。這些都與市場中開發(fā)商的行為沒有任何經濟學意義上的差別。但一給市場經濟活動扣上意識形態(tài)的帽子，就變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捂盤，如個人、農民、政府……但只有商人不能“捂盤”，開發(fā)商不能“捂盤”。

　　如果沒有人“捂盤”，市場中有充分的市場原料可以用來增加供給、市場給以了增加供給充分的政策和信貸支持、供給增加的條件是不受限制的，那么還有誰敢去“捂盤”嗎？試想，如果整體的市場供給是不受限的，哪個個體能壟斷市場，并且哪個個體有能力用“捂盤”來減少市場的供應量。問題不是出在個別開發(fā)商的“捂盤”上，而是在于產生“捂盤”的原因上。

　　解鈴還須系鈴人，這個道理講了上千年了。如果只用約談“開發(fā)商”去解決“捂盤”問題，而不從系鈴的角度去解鈴，那么問題是得不到根治的，甚至可能連治標的問題都解決不了。反而會激發(fā)更多的市場矛盾和民眾對價格的高預期。如果政府告訴民眾的不是“捂盤”的問題，而是市場中已有大量和將有大量的供給時，民眾就不會產生因“捂盤”而誤解的價格上漲預期了。

　　在中國政策短期化的特殊環(huán)境下，我不贊成開發(fā)商“捂盤”，要漲價就直接漲價，但不要“捂盤”。一旦政策變化反而會砸了自己的腳。但更重要的則是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如果政府仍將精力放在查“捂盤”上，而不放在增加供給上，那么一定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不“捂盤”不一定價格會下降。“捂盤”者會給不“捂盤”者發(fā)補貼、創(chuàng)造擴大銷售的機會?！拔姹P”能否造成漲價也是未定因素，但“捂盤”期待獲取額外暴利則是我不贊成的。如果是非房地產商品，漲價獲得的額外利潤除了交所得稅、營業(yè)稅外，大頭是自己的。但房地產卻不同，因為有累進的高額土地增值稅，因此未必是價越高越好。

　　每個項目的價格與銷售的速度難易度相關，也決定著資金的回收速度。一定是在合理的土地增值稅交納范圍內有個合理的平衡點，既可以讓企業(yè)獲利較佳，也讓資金回流速度較快，同時交納的土地增值稅相對合理。當土地增值稅已到較高點時的價格就已不再合理了，沒增長100元的價格要上交5.5％的營業(yè)稅、60％的土地增值稅、25％的所得稅、1.5％的銷售費用，那么這100元的銷售價格增長中企業(yè)只有8元錢的利潤，大頭都是稅收，這就完全不值得了，也許這8元錢的利潤還不夠資金占用的利息。

　　因此我從來不贊成價格越高越好的說法，而是價格越合理越好。否則就只能為了多上稅而賺了個壞名聲。特殊的商品會有特殊的價格，而這個價格一定是在對特殊商品的消費者來說并不敏感的。那么這個特殊的價格產生的額外作用是用稅收換了個廣告費，而一般商品房用稅收換廣告費的作用就不合算了。適當的價格理論則讓“捂盤”的誘因被抵消了，靠“捂盤”去賣稅收更不合算了。

　　或許有些企業(yè)會多攤成本以減少納稅額，也有個別企業(yè)試圖偷稅，否則為了多交稅而賣高價就變成了一種不合理也不合算的行為。這也是行業(yè)平均利潤有天花板的一種稅收約束。

　　預測價格可能上漲是基于已公布的供求關系，但這些上漲并非是為了多交稅而胡漲價，也許大量的商品房價格并沒有高到要交大量的土地增值稅的地步，而這也與“捂盤”不“捂盤”無關。

　　大量的媒體并未真實的報道我的意愿，而只是按照自己想象的方式有選擇的報道其中的某一部分言論。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歪曲，并不會給危機中的經濟恢復帶來任何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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