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聲明:文章內關于戶型面積的表述,除了特別標明為套內面積的內容外,所涉及戶型面積均為建筑面積。
北京市“十二五”期間,保障房占比預期達到70%。陳剛認為,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住房體系”
2010年,房地產調控大年。北京市推出了包括限購、稅收、信貸、供地、加大住房保障等一系列調控政策組合拳,彰顯遏制房價的決心。政策累積效果已逐漸顯現:數據顯示,北京新建住房價格指數同比漲幅連續(xù)7個月回落,由5月份的22%降至12月的9.9%。但從全年看,同比漲幅仍然達到18%,房價上調的沖動依然強烈。土地出讓金也刷新歷史,總額突破1600億元。
飆升的數字背后,是否意味著調控政策再度失效?綜觀2010年一年來北京市住房生態(tài)結構的變化,此結論又難以立足:2010年,北京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政策性住房用地占全市住宅用地的50%以上、新開工建設政策性住房占全市住宅新開工數量的50%以上”兩個“50%”目標,完成保障房用地供應約1332公頃,新開工各類保障性住房22.5萬套,超額完成全年新開工13.6萬套的任務。
2010年,北京土地市場“地王”的聲音在調控中漸趨微弱。國土部門采取“多招標、少拍賣”、“綜合評標”、“限房價、競地價”等土地出讓新規(guī)則,有力地防控了多起可能出現的“地王”事件。
2011年1月中旬,正在黨校學習的北京市副市長陳剛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的專訪。陳剛不但暢談了北京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的現狀與未來,更透露出諸多北京“房改”細節(jié)。譬如對保障房政策的前瞻設計,對集體建設用地建設公租房的試點探索,以及“十二五”期間北京市對房地產業(yè)的重新定位。
保障房占比2010年超60%
《財經國家周刊》: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回顧“十一五”時期的北京市住房市場變化,你會選擇哪個詞?
陳剛:“十一五”期間,北京住房市場在結構調整方面有明顯的變化,每年開竣工的住房中,保障性住房的比重越來越大?!笆晃濉逼鸩街暌簿?萬套左右,占比不到10%,到去年這個數字超過了60%。這個結構調整的力度相當大,意味著北京的房地產市場用于解決市民住房需求的數量大幅增加。從數量上看,已經到了可以起決定性作用的局面。純商品房收縮到50%以下,可以這么理解,自住需求占多數,這就開始回歸到房地產本來的屬性。
《財經國家周刊》:“十二五”時期北京市住房調控的關鍵詞又是什么呢?
陳剛:整個“十二五”的關鍵詞,仍是“調結構”。就是繼續(xù)增大保障房的比例,在保障房中,繼續(xù)增大租賃房的比例。北京未來要實現總的目標是“住有所居”,要通過租售并舉,在北京工作的不同人群,根據不同收入水平,提供多層次的住房體系。在這一前提下,北京市的商品房市場的價格和秩序就基本可控了。因為到時候整個大市場的70%掌握在政府手里。
《財經國家周刊》:可否透露一下在“十二五”期間,北京市計劃建設多少套保障房?
陳剛:“十二五”期間北京計劃建100萬套保障房,每年20萬套,占北京住宅投資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可能占到70%。在保障房里面,主要發(fā)展公共租賃房和租賃屋,過去我們租售并舉,以后我們以租為主。畢竟土地資源有限。
現在這一比例還比較低,在30%左右。當前已經大幅度開工,先保證在50%以上。
每年的20萬套保障房中,有10萬套是定向改善,比如棚戶區(qū),二環(huán)以里的文化保護區(qū)及破舊平房,教師隊伍、科研單位和困難企業(yè),都是定向解決。這個國家有政策,自有地的困難企業(yè),可以自建分給職工,這塊實際上沒有劃入公租房,但也是這個性質,因為它不能上市,或只能賣給國家。包括中直、國管、一些企事業(yè)單位。這個全部用于公租房也不現實,但有大部分是用于租賃,資產要循環(huán)利用。解決真正住房困難的人群。
另外10萬套給社會公開搖號,其中有6萬套是公租房。這里有多種途徑,國家也有相關規(guī)定,我們財政上有一塊,允許拿出土地出讓金的10%,也可以通過銀行貸款和吸引社會資金,當然價格必須按照北京市公布的公租房價格,租金比市場價低30%左右。
《財經國家周刊》:你預計大規(guī)模建設保障房較終會對北京的高房價構成怎樣的影響?
陳剛:其實要看量,如果只有20%的量怎么能抑制高房價?未來很明確的一點是,保障房的位置就在高房價樓盤的邊上,高房價很多是心理預期炒作而成,這樣對比很明顯,你開2.5萬元/平米,我開7000元/平方米,試試看!但目前是量不夠,多數都是2.5萬元、3萬元的房子,市場肯定是被拽著走。
所以結構調整必須是深度的。我認為中國的房地產若要長治久安、可持續(xù)發(fā)展,就要把結構調到以居住為主的房子占到市場總量的70%左右。剩下的30%,很難漲上去,要漲就漲吧。那時高房價樓盤也對市場不會有多大沖擊。
現在有的地方出臺不同的稅收思路,都可以探索。但我還是認為結構調整較重要,比如新加坡70%的住房是保障房性質的,剩下30%無所謂。
北京市“十二五”期間,保障的成分將占到市場的60%到70%,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住房體系。購購對象,價格,供應都是政府控制,就不需再對市場發(fā)愁。
4區(qū)域試點
“農村集體用地建公租房”
《財經國家周刊》:當前一個共識是,土地問題制約著保障房的建設規(guī)模和速度,尤其對于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建設用地稀缺更為嚴重,北京市政府對此有何舉措?
陳剛:除了政府組織建保障房,我們允許符合條件的企事業(yè)單位建保障房,另外,我們在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試點。我們補貼一部分租金差價,來把農民的房子租過來,保證農民的收益。
保障房土地和資金全部由市場解決,確實有難度,銀行利息也很高。這需要財政的支持,土地成本的支持,稅收的支持,保險資金的支持也在探討。
《財經國家周刊》:以集體建設用地建保障房,具體做法是怎樣的?
陳剛:我們有4個試點區(qū)域,在朝陽,昌平(2個地方)、海淀等選了4個地方。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規(guī)劃,不是指耕地,城市土地利用規(guī)劃可以允許農村蓋一部分,是過去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用地,現在一部分農民因為產業(yè)調整,不需要那些產業(yè)了,就允許拿一些地來搞公租房。以農民來做物業(yè)管理作為主題,這種方式除了給農民一個很好的就業(yè)收入,還大大降低了我們的公租房建設成本,同時也節(jié)約了土地。
它和小產權房的性質不一樣,它符合規(guī)劃,履行審批手續(xù),與小產權房不同。其次它只租不賣,永遠屬于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地方上也很有積極性,正在試點。
《財經國家周刊》:農村公租房的租金價格如何確定?
陳剛:租金價格低于市場的30%。至于能不能平衡農民物業(yè)管理費用,貸款還款能不能承擔,我們測算過確實有困難,但政府可以補貼。過去政府的土地收益,直接用來建保障房,我們通過租金補貼,反而花錢少,這樣就平衡了。
10年20年后我們國家結構調整了,對這塊公租房的需求也可能有變化,不至于資產都砸在政府手上。假如以后不需要這么多公租房了,這些房子還有可以探討的余地。
未來不排除出臺房產稅
《財經國家周刊》:住房結構的調整可以看作長遠的制度設計,針對高房價來說,收效可能較為緩慢,北京市作為焦點城市,在地產調控上還有哪些主要舉措?
陳剛:除了結構調整,北京市政府還有其它的調控措施,比如之前的“90/70”政策,把戶型壓下來;包括二套房貸款執(zhí)行國家規(guī)定,對房地產市場的捂盤、囤地的整頓,對高價樓盤的清理跟蹤等等,力度都很大。特別是去年4月底,北京市出臺“京12條”,商品房價格得到了控制,漲幅一路下行,這與我們深度的結構調整是有關系的。
《財經國家周刊》:當前一個普遍的觀點是,高房價與高昂的土地價格密切相關,北京今年的土地出讓金超過1600億,接下來的調控手段是否能夠針對更深層次的“土地財政”?
陳剛:北京的保障房建設規(guī)劃上有個特點,就全國而言,我們的保障房結構比例是的,要實現這個目標,背后的支撐因素不可少,尤其是資金。十一五的后幾年,每年明補暗補達到300億~400億。這些收益都是來自土地。
我們從幾年前就把土地一級開發(fā)控制在政府手里,征地拆遷歸政府,改變過去由開發(fā)商主導。這樣政府可以在土地二次上市前,對每一塊土地的性質進行調整,比如要求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為什么去年我們一下子拿出這么多土地來?就是因為掌握一級開發(fā)主控權。
北京搞土地儲備,一方面是為了城市的健康規(guī)劃發(fā)展,另一方面是為了上市后的收益可以拿來建保障房。有城市都把這塊錢拿來發(fā)工資了,但我們沒有。
《財經國家周刊》:接下來北京在土地供應上有什么計劃?
陳剛:我們有一個住房發(fā)展規(guī)劃。整個十二五期間,北京市每年有個年度報告提交人大。報告里,每年要提供多少土地,保障房占多少,建筑面積多少,都有一個長遠的規(guī)劃。規(guī)劃的測算根據北京的需求,未來人口的增長,改善型需求的增長,每年會有一些微調,包括外地人口。同時也要考慮北京的承載能力,不能無限制地增長。
《財經國家周刊》:重慶、上海已經明確開征房產稅的信息,北京市是否有此計劃?
陳剛:房產稅,北京不是試點單位,但我們密切關注一切關于保障房方面的政策措施。
我們目前已經運用了結構調整、財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等。房產稅的試點城市,畢竟全國是少數。積累了經驗后,不排除北京、乃至全國都要用。
《財經國家周刊》:社會上盛行一種觀點,就是開征房產稅能夠抑制高房價,以你個人看,房產稅與房價之間,是不是同屬一個體系?
陳剛:我覺得在于政策設計的準確性,比如多的、多大價格的,有的高價房也是自住,不全是投資。但從理論上講,擁有 品需要付出更多的社會代價。關鍵要看我們前面的鏈條中是不是收了,這個也不是城建部門完全能解釋的。
《財經國家周刊》:北京接下來是否還有其它調控政策出臺?比如取消預售制度等更嚴厲的措施?
陳剛:大家對房地產的調控需要有個信心,它不像菜價一樣見效很快,去年4月我們政策出來后,包括售樓處都出現了一些沖突,就是因為降價。所以老樓盤不能輕易波動太大,就暫時擱置。但新樓盤定價可以低一些,這屬于企業(yè)行為,政府有一定的引導。從這個例子上可以看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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